德国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大胜，可能出现二战以来首次“极右翼”单独执政

简单说，就是德国一直执政的政治集团，搞得德国人怒火冲天，把政治不正确的AfD（另类选择党）在一个州选上台了。AfD得到了44.2%的选票，而2021年只有20.8%，一下变成最大党派了。执政的基民盟只有17.1%，五年前是37.1%。社民党9.2%，绿党8.9%，左翼党8.5%。一些党得票率不到5%没有席位，这样AfD的44.2%被放大，可能单独得到过半席位，不需要和别的党派组联盟就单独执政了。

虽然被说成洪水猛兽，但AfD的政策不难理解：反对去工业化，反对高能源成本，反对极端环保，反对移民涌入。AfD理念上是和美国特朗普一伙的，欧洲主流是和美国民主党一伙。

2026年德国有五场州议会选举，巴登-符腾堡、莱茵兰-普法尔茨、萨克森-安哈尔特、柏林、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这是对总理默茨及其基民盟-社民党联合政府执政表现的直接评估。AfD在东部州强势崛起，民众对移民政策、能源价格、经济停滞和俄乌冲突立场不满。

巴登-符腾堡州选举3月8日搞完了，绿党得30.2%第一大56席，AfD得18.8%，有35席较上届翻倍。这是西部州，不是AfD的传统地盘，已经是重大突破了。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3月22日搞完，基民盟得31%，35年来首次夺回执政权，打败了得票大跌10个百分点的社民党25.9%。AfD得19.8%，比上届8.3%翻倍还多，是西部州新高。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是AfD的优势地盘，9月20日选举。民调大约40%大幅领先，可能又单独执政。

柏林是左派占优，也是9月20日选举。AfD民调是16%，和西部表现差不多，有增长但还不关键。

德国一共16个州，11个是西部老州，5个东部新州。…

AfD如果在东部两个州执政，事情就大了。

德国主流政党（基本是除AfD以外的大党）长期维持一项政治“防火墙”共识：绝不与AfD组建联合政府或开展合作。这样，AfD即使选举表现不错，成为第一大党，成为前三，也无法执政或参与执政，只能看主流政党如何联合。除非AfD自己真的一家独大，席位过半。传统上认为这不可能，但没想到真的发生了。还有一个危险是，即使AfD自己没法单独执政，但随便选一家小党联合就行了。这让反AfD阵营非常头疼，需要与一些政治理念完全不同的小党联合。

AfD联席主席魏德尔明确表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是2029年联邦大选争夺全国执政权的重要一步。如果AfD能在州层面证明执政能力，德国全国政治心理预期可能会改变，之前被说得非常可怕。

【#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日喀则市代理市长给出回应】#日喀则代理市长回应吉隆口岸选址# 央视新闻消息，9月6日，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针对吉隆口岸选址问题，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表示，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的核心节点，承载中尼双方千年贸易与人文交流，吉隆沟有地形、交通、边境通行的便利条件，历史上形成了重要陆路通道。据唐代、清代等相关史料记载，吉隆河谷地区是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民民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双方人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山脉来往通行。

1962年吉隆海关成立以来，中尼双方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各自延伸边界公路，逐步实现了道路、桥梁、国门以及查验设施的衔接。1981年中尼确定热索瓦与吉隆为边境贸易点，2017年8月开始第三国人员通行。吉隆口岸历史悠久、通行条件良好、人员往来密切，是功能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商口岸。过去五年，吉隆口岸通关货值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值占日喀则全市的42%，外贸进出口额占日喀则全市的58%。

罗布次仁表示，下一步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

中尼贸易“黄金通道” 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

中国之声报道，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铭》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王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

“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历史就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这种通关口岸，所以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在这个区域其实可选址的地方并不多，要考虑很多因素，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历史、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需求。选址的点要两边都能走通才行，而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形成的社会经济走廊。”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隆口岸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1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戴自立说：“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其实都是高山峡谷地区，没有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口岸选址地处于河谷地区，相对来说地势平坦，海拔也不是很高，有2000多米。如果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对我们人员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日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其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

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日，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日，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以前选址是按照历史经验，一般考虑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地质灾害，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由此引发的冰川快速融化、岩体不稳定的事件会更多。这次是冰崩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速度非常快，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罕见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因素引发的灾难。”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孜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刘宗义说：“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尽快恢复，并且通过其他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建设，这是需要双方共同解决的。选址方面，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是作为一个底线。”（央视新闻中国之声）

关于我司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及整改措施：

一、事情经过

2025年秋季及2026年春季校园招聘期间，我司共与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签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也称“三方协议”），其中372名同学毕业后陆续与我司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其余68名同学因另行择业、回校深造等原因未继续在公司工作。

2026年7月，公司管理层基于后续订单情况及用工需求，提出公司岗位优化整合方案，错误地作出了对部分新入职同学进行调岗减员的决定，并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尽快实施。

8月初，我司人力资源部门明确对372名同学中的140名同学进行协商，其中33名同学保留原工作岗位，其他107名同学与我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这107名同学的学历分布为本科75人、硕士研究生32人，岗位分布为研发技术岗（含光学、结构、电子等产品设计）39人、生产制造岗（含组装工艺、设备保全、装备调试等）60人、职能岗（含质量工程师、项目工程师、质检员等）8人。

二、我们的认识和态度

在整个方案制定和协商过程中，由于我司管理层研判失误，决策草率，没有充分考虑上述同学刚刚入职的实际情况，部分工作人员协商过程简单生硬，让同学们受到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们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为此我们深感自责深刻反思，对于社会公众和媒体给予我们的严肃批评和舆论监督，我们照单全收，承担全责。在此，公司管理层再次向以上同学及其家人和社会各界诚恳道歉，并决定对负管理责任的总经理周晓萍给予扣薪1年的处理，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其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俞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

事情发生后，我司积极落实补救措施，于8月27日一次性支付了107名同学的3个月求职补贴（每人每月5000元），报销外地来常参加招聘活动同学的交通费，向在此期间仍留宿公司宿舍的同学提供免费住宿，并明确了三个月之内未实现单位就业的同学按原工资标准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同时逐一告知了以上同学。

常州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及时通过举办2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和对以上107名同学定向推荐适配岗位等方式开展就业服务，在此过程中我司积极联系相关企业提供岗位支持。截至9月7日中午12时，107名同学中已入职新单位71人，通过面试并收到入职通知22人，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计划考研等。下一阶段我司将持续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就业服务工作。

三、后续改进措施

针对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和短板，我司将深刻汲取教训，积极改正错误，在社会各界和媒体的监督下，从源头上落实以下整改措施：

一是强化以人为本经营理念。我们将始终把员工的切身利益放在企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实打实的行动推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落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构建更有温度的企业用人环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将“以人为本”理念落实到人力资源管理具体工作层面，选聘关爱员工、熟悉政策、业务过硬的专业人员充实人力资源队伍。将充分沟通列入重大人事变动前置程序，注重听取各方代表意见，并设立员工日常意见表达直通通道，确保员工的意见和诉求及时得到回应。

三是强化员工权益保障机制。对员工职业规划、薪酬待遇、健康福利等保障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系统优化。加大新员工权益保障资源投入，设立“星宇青年成长基金”，用于新入职员工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职称评审、困难帮扶等，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四是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邀请法律专家、新闻媒体和员工代表参与，定期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衷心感谢新闻媒体、广大网友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9月7日

1983年7月，邓小平在与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否定了"不搞运动""不一刀切"的思路，明确提出要组织打击刑事犯罪的"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并称当时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随后8月中央下发决定，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配套的法律文件。

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把流氓罪、故意伤害、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等一批原本不判死刑的罪名提高到可判死刑。1979年刑法下的流氓罪本身罪状极其笼统——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其他流氓活动"都能装进去——量刑幅度又从管制一直拉到死刑，这个组合是后来争议最大的地方。

上诉期从10天压缩到3天；起诉书副本可以不提前送达被告人；更关键的是死刑核准权的处置。1983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级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此后死刑复核权长期下放，直到2007年才收回。同时两高一部还发文允许中级法院把可能判无期、死刑的一审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审判。这意味着二审和死刑复核在实质上合并成了同一个法院的同一道程序——复核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被架空了。

再加上此前"公检法联合办案"的体制，侦查、起诉、审判之间的相互制约也被大幅削弱。1996年严打时甚至出现过从侦查到执行枪决七道程序总共走了六天的案例。

事后，官方对严打的定位大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之举"。背景确实严峻：文革后司法体系近乎瘫痪，大批知青返城形成待业青年群体，全国刑事立案数从1978年的53万起在几年内攀升到近90万起，"东北二王"持枪流窜、卓长仁劫机等大案密集发生。这个部分官方从未撤回过肯定。

但对效果和代价的评价并不回避。…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刊发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刑法三十年》里的表述相当直白：1984年发案率确有下降，但随后逐年回升，严重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未能根本好转，"严打"斗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同一篇文章明确指出，1983年之后由于强调严厉打击、忽略从宽的一面，产生了一些问题，引起中央高度关注，"宽严相济"正是基于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反思而提出的。

犯罪学研究普遍指出，威慑力主要来自"被查获的确定性"而非"刑罚的严厉性"。严打后1984、1985年数据回落，1986年以后重新直线上升，这个曲线被反复用来说明高压的效果无法持续。

罪刑不相适应与冤错案。刑罚的比例原则被牺牲，加上程序缩短、重口供轻证据，错案风险成倍放大。天津等地当年的内部总结就承认存在流氓罪定性不准、办案粗糙、发生错案的情况。同时期形成的办案习惯也延续到了后来——聂树斌案（1994）、呼格吉勒图案（1996）虽不在1983年那一波，但"从快"的思维定式是共通的病根。

【漏接一通反诈电话之后】

这几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突然失去支付能力是什么感觉。

扫不了码，买不了东西，正常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差点堵塞生命通道。而这一切的起因，竟只是我没接到一通反诈电话。

8月，反诈人员曾两次联系我，我都正常接听并接受了反诈宣传。9月2日，第三次电话我没接到，紧接着我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了，甚至包括一张很久没用、余额只有几毛钱的卡。

这个措施叫“保护性止付”，但银行App里显示的“冻结”。

我先去了银行，被告知措施由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采取，银行无权解除。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上个月去重庆旅游，我被当地反诈系统监测到了。

接下来一整天，我打了几十通电话，跑了两个派出所。联系重庆公安，要么占线，要么没人接；好不容易接通，又说不归他们管，再给我一个号码。我和我妈拿着两个手机，记了十来个陌生号码，一直联系到上级公安机关并表达要投诉，才终于有人回电。

反诈人员告诉我，因为监测到我的抖音后台有人给我发私信，认为我存在被骗风险，又因为电话没接通，所以对我名下所有银行卡采取了保护性止付。

我是做自媒体的，我无法控制谁给我发私信。此前两次反诈电话也都正常接听，为什么第三次漏接一次，就要冻结全部银行卡？这一点我至今不太理解。

接下来的解除流程同样让我困惑。

重庆让我拿一份“接受过反诈宣传”的声明去就近派出所。我最近在家，就先去了南昌高新分局，告诉我要去艾溪湖派出所。去了艾溪湖后当地民警告诉我，这是异地公安采取的措施，他们不能签字，需要重庆发函转预警。

我再联系重庆，被告知无法发函，也无法把预警转到属地，而且其实不需要派出所盖章或民警签字，只需要我本人签字按手印。

最后，我拿着我自己打印的声明，在派出所签字按手印，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两江反诈中心。…

为了这么一张纸，我折腾了整整一天。

南昌民警告诉我，保护性止付自动解除需要15天；重庆告诉我，申请提前解除预计三个工作日。偏偏又赶上周末，我的银行卡前后被冻结了近一周。

原本我认为，反诈的初衷是好的，被“保护性止付”只是给生活添了一点麻烦而已。

直到今天早上，我爸突发急症。我叫了救护车，他随后被送到医院急救。到了医院要交费，我才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依然无法使用。

前几天我还在想：如果我人在外地、在国外，或者突然遇到急事需要用钱怎么办？没有时间花1整天去打电话跑派出所，就只能等15天？

我还算是个熟练使用手机和AI的人，在面对一堆陌生号码和地址都花了很久才搞清楚应该找谁，如果是不太熟练的人遇到这种事怎么办？被诈骗风险高的应该都是这个群体。

我一直理解反诈工作的必要性，也能体会反诈人员和基层民警的辛苦。这几天接触到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帮我想办法。

所以我把这件事公开，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完整分享出来，说明一下严重性，也想问一个问题：既然保护性止付可以很快生效，那么当本人已经确认安全，特别是遇到医疗等紧急情况时，能不能也有一条更加明确、快速的核实和解除通道？

同时也给可能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提个醒：

微信、支付宝里还是要留一点可以直接使用的零钱。

我过去一直没这个习惯，所以银行卡被冻结后，几乎瞬间失去了全部支付能力。之前几天的日常开销还能靠爸妈给我零钱或者帮我付。

可今天到了医院，看到我爸在急救室，我妈在忙前忙后，我连个款都付不出去，我才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反诈保护的是我们的财产安全，这个初衷没有问题。但我也希望在保护财产的同时，能够给遇到紧急情况的人留一条路吧！